就紧急事项的外延而言，其既可能是一些自然灾害，如严重的地震、泥石流、火山爆发、洪水、干旱等，这些自然灾害与人类社会是一种相伴而生的关系，自人类社会诞生那一刻起便伴随左右。

在梁启超的《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管子传》等名篇中，法家是法治主义的代名词，由法家代表的法治主义，甚至被视为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儒家法学虽然有它保守的一面，但在那个时代的贵族阶层中，依然具有广泛的吸引力。

相比之下，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自主化时代的法学版图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理学之外，传统的部门法学开始全面兴起。加上我国政法部门的一些法律神秘主义思想的影响，也束缚着政法教育工作者和法学研究工作者的头脑，所以迄今为止，思想僵化、半僵化，仍然是法学上最大的思想障碍。至于近代成文宪法的远源，皆产生于16世纪末至克伦威尔秉政的英国宗教革命期内。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理解，经学与礼学的关系，就相当于法理学与部门法学的关系。譬如，针对自主化时代的法学版图，前文对传统部门法学中的宪法学、行政法学、民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经济法学等方面的情况略有述及，但对国际法学、环境法学等方面的情况则未及展开。

墨子对法学的贡献，可以通过他提出的有法所度（《墨子·法仪》）命题来展示。总体上看，申不害既是一个知行合一的法家人物，而且还建构了一种具有较高精神追求的法学理论。社会中的一切事项均应被纳入法律之中，不存在法律之孤岛和真空地带。

以2020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为例，其第54条规定：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时，或者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给予实施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强制许可。因此，我国需要格外防范紧急法治常态化的问题，即紧急状态下法律所允许采用的一些应对思维、规则和措施被直接延用到常规状态中。第一种现象可能是立法上的问题，立法者没有注意到作为法律状态的紧急状态和作为事实状态的紧急事项的区别，将两者混同。这两种紧急状态类型均是由严重危及或者已经严重损害社会安全和稳定的各种突发事件所触发，只不过紧急状态对公共利益的影响范围和程度要明显高于应急状态，但都低于战争状态。

2020年，伴随着传染病疫情的全球大流行，紧急状态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活跃起来。[美]亚伯拉罕·林肯:《林肯选集》,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82页。

二、搜索唯法官命令,或遇有紧急危险时,由其它法定机关命令始得为之,其执行并须依法定程序……四、为防止公共安全之紧急危险,特别是公共危险或生命危险,唯有根据法院之命令,始得以设备对住所进行监察。其中，散发期是指传染病疫情主要以散发的形式发生，其影响范围和危害后果比较有限，尚处在可控范围内。这两种权力在本质上还属于紧急状态决策权的范畴，其行使仍然需要遵循紧急状态决策权的运行规则。[35]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正式将紧急状态一词载入了《宪法》文本之中。

在这两种状态中，政治权威和武装力量介入不深或根本无需介入。为此，在紧急状态下，各国基本上都会从多个方面对执行权行使的常规模式和规则进行改造升级,以提升政府应对紧急事项的及时性和有效性。[17]绝对主义、相对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是由美国学者洛贝(Lobel)提出的。受制于当时的认知局限，人们普遍将紧急事项的应对视为一种例外状态，其居于法律之外，有时甚至会产生法律。

这不仅是重要的理论命题，亦是实现紧急状态法治化的必然要求。[44]比如,《土耳其共和国宪法》(1982年)第119条规定,内阁在总统的主持召集下,得宣布在国家的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地区或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不超过6个月的紧急状态;美国《全国紧急状态法》(1976年)也规定,总统有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权力,以6个月为一个期限。

在此情况下，为维护公共利益和福祉，政府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是必需的，具有道德权威性。大流行期则是指传染病疫情在短时间内迅速传播并波及全国各地，甚至超出国界或洲境，其影响范围和危害后果巨大，在社会中会引发严重恐慌。

[12]杰斐逊总统后来阐述了对行使特权的看法:死板地遵守成文法以致失去了祖国,也就失去了法律本身,失去了生命、自由、财产以及所有那些与我们一同享受那些东西的人,从而荒唐地为了手段而牺牲了目的。第5条规定:核电厂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核事故应急管理工作……必要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领导、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核事故应急管理工作。例外状态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必要理论和特权理论。国家失去了,宪法还能保持吗?……我认为,一些措施,本来是不符合宪法规定的,但由于它们对于通过维护国家从而维护宪法是必不可少的,结果就变得合法了。社会安全事件型紧急状态主要针对的是一些严重的群体性事件等，其一般是社会矛盾长期积聚的结果，具有参与群众多、社会影响面广、复发概率大等特点。从其第67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十九)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如果遇到国家遭受武装侵犯或者必须履行国际间共同防止侵略的条约的情况，决定战争状态的宣布……(二十一)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之规定来看，战争状态与紧急状态应是有所区别的，紧急状态有其特定的宪法意旨。

[34]受此影响，在横向划分之外，根据紧急事项的影响这一标准从纵向维度对紧急状态作出不同类型的细分，并据此采取差异化的应对措施，是近代以来很多国家的又一惯常做法。(一)紧急状态概念的横向分野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以及风险社会的到来，紧急事项的来源日益多样，包括各种自然灾害、各类社会事件以及夹杂着自然与社会双重因素的紧急事项，并且还在持续变化和扩充之中。

[50]韩大元:《后疫情时代:重塑社会正义》,《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5期,第48页。[55]参见金晓伟:《应急处置措施的司法审查体系化研究——基于621份裁判文书的分析》,《清华法学》2023年第1期,第103页。

[42]在实践中出现了两种饱受争议的现象，一是部分行政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等法律中的紧急状态条款展开行政执法，二是部分地方政府滥用紧急状态概念并据此采取大量专属于紧急状态下的应对措施来克减公民权利。相应地，关于这些紧急事项的应对策略以及应对措施的力度和强度等也会有所差异，紧急状态概念开始在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出现分野。

[42]参见王祯军:《论紧急状态启动的宪法规制》,《河北法学》2014年第10期,第48-49页。美国《全国紧急状态法》(1976年)则规定，如果紧急状态一直持续且在宣布该紧急状态的周年日前的90天内，总统没有在联邦公报上发表或向国会送交紧急状态在该周年日后继续有效的声明，则该紧急状态在该周年日自动终止。参见徐高、莫纪宏:《外国紧急状态法律制度》,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90页以下。[53]参见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津01行终166号。

[13]林肯总统在为这些特权行为进行辩护时指出:我关于尽力维护宪法的誓言,赋予了我责任,要用一切必要的手段来维护以该宪法为其根本法的那个政府和国家。[5]参见谢士衍:《论我国紧急状态的决定和宣布》,《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22年第5期,第77-78页。

在学理上，顺应紧急事项来源日益多样之趋势，学界围绕紧急状态类型的横向划分也尝试作了诸多有益的探讨，形成了二分法(自然灾害型、社会事件型)、三分法(自然灾害型、社会事件型、自然和社会复合型)、四分法(自然灾害型、事故灾难型、公共卫生事件型、社会安全事件型)以及五分法(战争型、自然灾害型、事故灾难型、公共卫生事件型、社会安全事件型)等不同学说。[43]参见陈聪:《紧急状态的事实判定与法律规定》,《理论探索》2015年第1期,第113页。

从立法原意来看,此处的紧急状态应当指的是紧急事项。只不过,当事人在向人民法院起诉时,主张存在上述扣除期限情形并申请顺延期限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供受疫情影响的证据。

紧急状态逐渐作为一种法律状态而存在，主要表现形式为紧急状态入法,并呈现出如下两个典型特征：第一，紧急状态入法的目的主要在于授权,即通过法律来概括性地授予政府应对紧急事项的特权,以增强其正当性基础。在我国诸多立法中,两者经常被混同使用。三、紧急状态的运作机理经过多年的不断演化和分野，现代意义上的紧急状态概念已经形成特定的规范意旨，其紧急形势位于战争状态和应急状态之间，并可由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多种类型的紧急事项所触发。但在实践层面，部分地方和机构动辄使用紧急状态乃至战争状态等词汇来描述和表明疫情形势之急难险重，也事实上采取了大量专属于紧急状态下的应对措施。

此外，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法律是建立在正常状态之上的，主要用来维系和保障正常状态的运转，根本就不存在运用于混乱状态的法律。他认为，必要是紧急权力存在于法律之外的最重要理由，同时也是法律驯服紧急权力的最大障碍。

与常规的法治状态相比，紧急状态往往被一些学者视为衡量和检验国家治理能力的典范，其更能彰显一国治理的水平和效力。荷兰、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绝大多数的拉美国家以及1990年以后的东欧国家的宪法和紧急状态法律， 基本上都规定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紧急状态类型，并赋予政府不同强度和力度的紧急权力。

(二)作为法律状态的紧急状态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人们对法概念和功能的认知逐步深化。[16]1921年，德国法学家施米特(Schmitt)在其《论专政：从现代主权思想的肇始到无产阶级斗争》一书中对专政理论作了进一步阐释和发展，根据专政制度在古代和近代的不同形态，将其划分为委托专政和主权专政两大类型。